2021年11月28日，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中心、独联体国家研究中心共同举办“跨区域合作的实践：金砖和上合路径”线上研讨会。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博士生导师殷红教授主持开幕式和主旨报告环节。中心主任崔铮致欢迎词，他对参与本次会议的各位师友、同学表示了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对基地的成立背景、学术成果等做了详细介绍，对各位专家学者的精彩分享表示期待。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冯玉军教授和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江时学教授做主旨报告。

冯玉军教授做了题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政治根源”的发言。他指出，俄罗斯经济发展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2000-2004年，俄罗斯实行“格列夫”计划，国内进行了土地法、养老金等一系列改革，经济增长开始提速；2004-2008年，受益于第一阶段的改革，经济高速增长；2008-2013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改革计划化为泡影，经济增长率骤降；2004年至今，克里米亚危机、西方制裁、油价下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俄罗斯经济陷入低迷。冯教授从政治经济根源和国内社会环境等方面分析了俄罗斯经济出现问题的原因。最后，他展望了俄罗斯未来15年的发展。他预计最广泛意义上的“停滞”是俄罗斯最大概率会发生的事件；能源转型、气候变暖等问题让俄罗斯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俄罗斯将迎来各种问题的集中爆发，重大历史性的转折点即将到来。

会议的上半场由四川外国语大学金砖国家研究院人文交流研究所张庆所长主持，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副教授韦进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戴惟静、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崔铮、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博士生导师殷红教授、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孔桥雨做了精彩发言。

韦进深教授做了题为“跨区域合作与上合组织发展的路径选择：动因、模式与挑战”的发言。他认为促成上合组织跨区域合作的动因有四点：一是安全威胁跨区域蔓延；二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推动了上合组织经济、政治的交流与合作；三是上合组织在发展中积累的成功经验为上合组织奠定体制机制基础；四是所在地区地缘竞争日益激烈是上合组织的外部动因。在发展模式比较上，韦教授认为上合组织存在安全优先和发展优先两种模式，前者一直是上合组织发展的基本动力，后者则需要各国加强经济互联互通和政策对接、提升创新合作谋求跨区域高质量发展。他建议通过精心设置国际议程，促使上合组织跨区域合作从设想落到现实，应重点关注以下四个环节：一是明确界定上合组织跨区域合作议题；二是建立上合组织跨区域合作的议题同盟；三是选择并创新上合组织跨区域合作的议程设置平台；四是出台上合组织跨区域合作的政策方案。

戴惟静老师就“欧亚地区跨区域合作的两种模式：国家与机制的互动”做了报告。她认为欧亚地区更多是人为建构的区域概念，缺少从内部整合的一体化机制。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欧亚政策各不相同，域外大国参与地区事务增加了很多不确定因素。另外，戴老师分析了国家与机制、机制与机制之间的复合关系，同时就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围绕欧亚地区跨区域合作谈判中地区大国的领导地位与机制规范作用等问题进行论述。

崔铮主任围绕“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绿色丝路的路径选择”做了发言。首先，崔主任对中亚国家面临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巨大挑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传统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给中亚国家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中亚国家绿色发展能力技术资金能力有限，同时又是绿色发展议程的积极支持者和主要受益者。其次，崔主任分析了中亚国家在绿色发展与能源转型方面的诉求以及战略规划。虽然中亚各国能源转型重点有很大差异，但中亚各国均制定了绿色发展相关的政策规划。最后，他指出必须客观认识我国与中亚国家油气合作的战略意义，携手俄罗斯巩固油气安全基本盘，通过绿色低碳合作，构建我国与中亚国家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

殷红教授就“俄罗斯工业数字化转型与中俄合作”进行了分析。她指出，俄罗斯自2016年以来提出的数字产业的发展，到2021年工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新政意味着俄罗斯的工业数字化转型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殷教授认为俄罗斯提出该新政基于三点原因：一是顺应全球数字经济特别是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趋势；二是实现快速经济增长，走出低速增长轨道；三是形成新经济结构，2021年围绕制造业的工业数字转型可视为进口替代新阶段的加强版、升级版。她还指出“新政”的主要特点在于：一是战略的优先方向更加明晰，聚焦制造业数字转型；二是数字化方面政府投入、支持的力度加大；三是相比数字经济发达国家俄罗斯差距明显，主要是发展模式、路径不清晰，缺乏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除人力资本、基础科学研发等传统禀赋优势，俄罗斯前期进口替代成果为“新政”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俄罗斯也面临资金短缺，私人企业投资不足，市场营商环境，中小企业创新动不足，地缘政治风险抑制了民用制造的发展等问题。殷红教授认为进口替代奠定了中俄合作的基础，中国是俄罗斯工业数字转型的重要伙伴，而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则是俄罗斯跨区域合作潜在空间。

孔桥雨老师从三个方面对“印太战略背景下俄罗斯地缘政治观演进与中俄战略协作”进行了报告：一是前印太战略时期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观，并将前印太时代分为三个阶段。总体而言，前印太战略时期，俄官学两界对海陆空间的战略布局相对独立。影响地缘政治观和地缘政治布局的主要矛盾相对清晰，即，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二是印太战略出台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观的发展。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促进了俄罗斯对其传统地缘政治观的反思。俄罗斯学者强调，伴随印太概念产生的地缘政治新形势对俄罗斯传统地缘政治战略发展逻辑提出了挑战。挑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国家战略空间的一体化、国家战略对手力量的网络化、国家战略影响力的弱化；三是俄罗斯地缘政治观发展对中俄战略合作的影响。最后进行总结：印太时代的到来没有改变传统的“美俄矛盾”、“东西方矛盾”以及“大陆和海洋文明的矛盾”，而是让这些矛盾以更加错综复杂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不仅促进了俄罗斯地缘政治观的发展，也改变着未来俄罗斯的安全观、战争观以及地缘政治实践。从中国视角看，印太时代的到来为中俄关系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但同时对处理“中俄+X”的多边关系提出更多挑战。

会议的下半场由四川外国语大学金砖国家研究院经贸财金研究所谌华侨所长主持，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乾、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杨娜教授、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成志杰、四川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助理、金砖国家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蒲公英、四川外国语大学金砖国家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游涵围绕主题做了发言。

刘乾副主任就“金砖国家能源合作：中俄的议题设置与立场的异同”做了发言。首先，他对金砖国家能源合作与对话概况进行了阐述。他指出，金砖五国在能源保障水平、能源供应和消费结构、能源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国内能源市场组织架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国际能源价格震荡、能源技术迅速发展、非传统化石能源开发、节能减排压力增大的条件下，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金砖国家必须加强在国际能源治理和改革中的角色。其次，他分析了中俄对金砖国家能源合作的议题设置。一方面，俄罗斯一直是金砖国家能源合作的倡导者，强调化石能源是保障金砖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来源，同时认为天然气和核能将在金砖国家能源转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体现了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优势地位和发展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参与到金砖国家能源合作领域的优势在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如投资、技术、装备和制造能力等，中国希望获取稳定的能源供应来源和出口市场。最后，刘主任预测了金砖国家能源合作的方向。目前金砖国家在化石能源地位、技术合作、可再生能源和减排的重要性等具体议题上达成了一定共识。未来在天然气利用技术、交通领域的能源多元化、能源领域能效管理等多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金砖国家间的能源合作不应视为金砖国家能源合作，中国在能源问题上的立场和议题设置需要多领域、多部门的协调合作，金砖平台可以成为五国良好的对话、交流和研究平台。

杨娜教授围绕“金砖国家在非洲的合作特点及实现路径”做了报告。她根据2008年至今非洲经济增长状况，分析了非洲与金砖合作的机遇和挑战。非洲的自然资源和广阔市场，为非洲带来投资机遇，但同时，非洲产业升级、地区冲突和西方国家干扰等也为非洲与金砖合作带来挑战。杨教授指出了金砖国家在非洲的合作特征，并分析了金砖国家对非洲合作的有效路径，即，加强机制对接、拓展合作领域和强化公共卫生合作。

蒲公英主任做了题为“试析金砖国家合作的跨区域路径”的发言。她指出，金砖国家推进跨区域合作的现实出发点是缓解“全球治理疲劳症”，在多边主义与“再主权化”的国际斗争中寻求新平衡点，是后疫情时代倡导和践行灵活多边协作形式的体现。蒲主任对跨区域主义理论进行了再思考。她认为，跨区域主义具有全球化的升维逻辑，跨区域主义合作模式对当下全球治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金砖国家构建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跨区域互动空间，“金砖+”成为金砖国家跨区域合作开展的制度化基础，能够实现平衡、治理和认同构建的主要功能。最后，蒲主任分析了金砖国家合作的跨区域路径。一是以欧亚地区为优先选择；二是利用“金砖+”推进金砖国家跨区域合作的主体和内容建设；三是妥善发展与利用金砖国家同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与潜能；四是充分开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跨区域建设作用。

游涵副主任针对“跨区域合作与金砖国家发展：基于灵活多边主义视角”做了报告。首先，她分析了传统多边主义的危机。传统多边主义的兴起主要是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其基本原则为反对歧视性的国际安排，所以传统多边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二战后的从双边主义到多边主义的转型。第二阶段对于多边主义的讨论是基于1993年约翰.鲁中国矿业大学《多边主义》的发表，后来的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翰.伊肯伯里越来越把多边主义引向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方向的研究，多边主义的原则也逐渐被制度化。虽然九十年代形成了一个“单极格局”，但由于霸权体系下更加强调行动的合法性，因此美国历届政府都重视“制度战略”、重视多边主义，直到特朗普上台，不断“退群”和回避国际事务，单边主义开始盛行。第三阶段多边主义的发展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主要讨论点是：当前的多边主义已经不仅仅以国家为主体，而是有更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和地区层面的超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但是从制度层面来说，国际制度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范、国际准则三方面。现在的传统多边主义已经出现了重大危机，从国际组织层面来说，越来越多的主要国家行为体采取“退出战略”，包括特朗普不断“退群”和英国脱欧等；从国际规范层面来讲，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范已经不能够满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从国际准则和国际谈判方面来看，谈判中难以达成有效的协议，谈判重点不在于解决问题，更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讨价还价。因此国际机制或者制度的形成就会成为一个“死循环”：即每个国际机制或者国际制度都在进行一体化，但是机制化程度越高就会形成对外排他性，因此就需要建立新的机制来进行补充和填补，而新老机制之间就会产生重叠和竞争的关系。同时，游主任阐述了新多边主义的塑造。在拜登上台后，形成了一种明显的趋势：新一轮多边主义浪潮的兴起。新一轮多边主义浪潮在形式和价值观方面有着巨大的区别，其与多极化的权力分配直接相关。从形式上更加强调主权范式的回归，从价值观上对传统的国际制度的支持下降，对主权的让渡和分割、非国家行为体、跨国公司、地区参与的态度收紧、容忍度下降。美国基于国内需求导向而非全球性问题构建了许多联盟体系式的新机制，因此不再适应全球的权力分配，也不利于其民主模式的推广。欧盟是基于规则和规范建立的多边主义，更强调制度的功能外溢。但是其制度化程度越高，排他性也越强。俄罗斯多边主义的构建更加强调务实性，即不强调制度化的合作，而强调非正式的联合，以问题为导向。这也体现了俄罗斯只能有限的参与国际问题的解决，而无法形成引领地位。中国的多边主义是最具包容性和引领性的伙伴关系的模式，但是需要依托于国际机制才可以实现全球倡议。而中国则适合利用金砖国家组织来进行多边主义探索。其次，游主任指出了金砖国家的灵活多边主义特点。金砖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其在结构、利益、观念等方面都完全符合平等原则。拥有多层次的架构和广泛的多边主义形式，从高层到地方到各领域都有合作，例如：领导人会晤、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外长会晤、经贸、财经、科技、文化、教育、农业、卫生、智库、友城等。金砖国家组织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参与世界治理，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结构调整有作用，推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设立平衡机制利于对全球的公共产品进行补充；也对贸易的差别待遇和国际组织的机制运行的透明度提出了规则支持。金砖国家具有灵活性，其议题设置具有前瞻性；金砖+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倡议的形式对全球治理的议程设置和规则倡导做出巨大帮助。最后，游主任从多个角度分析了金砖国家的灵活多边主义优势。一是在国际组织层面，金砖国家的承诺差异性小。战略互信并不是多边主义的基础，而是一种促进方式；二是在国际规范层面，金砖国家具有更一致的共同利益：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三是在国际准则方面，金砖国家的谈判实行“协商一致”原则。

经过自由讨论后，由四川外国语大学金砖国家研究院政治安全研究所朱天祥所长做了总结发言。本次线上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